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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作者:木木 来源:未知 更新时间:2017-06-27 11:01

原题目:凝集力: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费正清带领史华慈、布兰特、赵国钧等年轻学者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提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观点,积极主张承认新中国。费正清等人的中共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1955年,费正清等在哈佛大学正式成立东亚研究中心,标记着美国学界以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正式形成。哈佛大学成为“国际中共学”研究和比较共产主义研究的学术重镇。从此,哈佛大学的中共学连续发展,一代代学者接力研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费正清

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宏大的组织奇观

费正清代表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费正清认为,不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主义是美国对华政策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失去中国”的来源。费正清希望美国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这样定位自己的工作:“描述共产党的发展,而且为她的气力和前途辩解,这是我天天都要遇到的问题。”1949年10月,他加入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会议,强调理解中大发体育娱乐在线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认为美国对华关系与其说是对一个国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对一场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对国民党的援助只能加速其失败,不外是“死亡之吻”。费正清把当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美国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成是一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美关系的重大影响力。

费正清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的敌视。由于西方媒体有关苏联共产主义的各种报道,美国一些民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印象不佳,认为共产主义代表着极权专制。相当多的美国人把对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转移到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身上,想当然地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费正清认为,这种敌视对美国非常不利。由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不懂得,美国在犯了“失去中国”的错误之后,又在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犯了相似的错误。敌视中国共产主义,过错出兵侵犯朝鲜和越南,给美国带来了伟大损失。他力求使美国政府和大众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

费正清很早就对中共布满信心。1946年下半年,费正清预测共产党一定能牟取中国政权。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他就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起初,他对中国共产党没有信心。1934年10月,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中,他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会对这个国家有赞助,因为,这里没有人可能实践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也不行。”1942年10月,刚到重庆即将,费正清对当时局面变化的预测是:“战后暴发内战的可能性不大……共产党很可能为国民党所捣毁。”其后不久,费正清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认识到共产党很有前途,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吸引力。

他主张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动身研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气是强大的,“(中共)滚雪球式的迅猛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费正清曾据此分析美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局限性”:“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也许可以延缓或者加速中国革命,但我们无法阻拦。”他比较分析了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和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认为“共产主义的宣传更受欢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比国民党的民主更有吸引力”。

这一时代,费正清根本上仍是较为笼统地议论共产主义,没有详细分辨共产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没有划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当时中共领导的革命仍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费正清等学者一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称为共产主义运动。只管如斯,费正清看到了中共领导的革命的前程。他认为共产党擅长组织动员群众。“共产党人以史为鉴,与农夫坚持了严密的接洽。这个党深入乡村,发动群众。这是国民党和日军难以想象的。”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必胜”的历史趋势。随着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他对共产党的懂得越来越深刻。在自传中,费正清提到,“在重庆期间,我对中国革命精力、革命号令力和革命的方式有了深入的认识,确信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必将成功。”这里他所谈到的革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史华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理论主体性

史华慈是费正清在哈佛大学指导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从事中共研究,终其一生,专注中共思维史研究。史华慈在博士论文《毛泽东崛起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中明白提出了“毛主义”概念,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52年,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编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论证中国共产主义形成发展的过程。史华慈、费正清的“毛主义”论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实践的创新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列宁主义理论的吸收和发展。

史华慈强调中国革命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是对中国共产主义基天性质的判定,也是美国政界、学界等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战后,美国政府面临着对华政策的调整,政界、学界、新闻界有过屡次有关对华政策的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其中重要的问题。当时,政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是莫斯科的阴谋,北京是莫斯科的傀儡。他们担忧:假如中共在这场奋斗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掌握亚洲。费正清认为,产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是毛泽东等人自主开创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史华慈通过“毛主义”概念突出强调了中共革命的自主性。他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联姻的结晶,但这个新生儿一定是有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有主见的开辟性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有自己独立的理论的自主权”。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共的理论自主性和理论独立性这些重要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创新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具有革命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史华慈和费正清认为中国革命不是由外部传入的,不是苏联共产主义权势的扩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正是他们提出要差别看待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主张不同的对苏政策和对华政策的理论依据。

史华慈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苏联的阴谋,而且“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具有强大的中国性。史华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9年,史华慈在《远东视察》杂志撰文《马克思和列宁在中国》,定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实用于中国的实际和文化”。史华慈看到了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强调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和中国联合的两个主要方面,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较为全面。

史华慈和费正清在西方学界较早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他们强调了以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为基本的中国革命理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和立场代表着西方学界的认识深度和研究程度。

麦克法夸尔

高层领导集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

麦克法夸尔曾是费正清和史华慈在哈佛大学的学生。1960年,他开办了国际学界中共和中国研究威望刊物《中国季刊》,1983年开端担负哈佛大学政府系教学,著名中共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麦克法夸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现代化走出了自己的新路。1963年7月,他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办的《国际事务》杂志发表的《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一文中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色,认为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粗心义”,提出“高层领导的凝聚力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优势。无疑中国的这种凝聚力非常强,这是使这个共产党国家取得巨大经济造诣的一个要害因素。”这是当时国际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

麦克法夸尔在国际学界较早探讨了中国模式和中共凝聚力。他研究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摸索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过程、经验与教训,他提出:中国人必需自己创造自己的发展模式;高层领导群体的凝聚力强大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政治优势。他也赞统一些美国学者提出的美国政治和现代化模式不适合中国这一重要观点。

傅高义

改革开放决议中国运气

傅高义曾接替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从社会学视角入手研究中共。上世纪80年代,傅高义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向世界解读中共改革开放政策。

傅高义在专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中用“纲领”来表现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他认为,邓小平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他总结了邓小平执政和再造国家的纲领,认为邓小平强调“权威和纪律”。傅高义总结了邓小平治理模式的一些基本原则,认为其纲要包括:谈话办事要有权威、政令统一、实事求是、勇敢试、大胆闯等诸多方面。

裴宜理

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

裴宜理是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共党群关联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她概括总结了中共群众工作的“情感动员模式”,较为客观地剖析了中国共产党与大众的亲密关系。

在《激动群众: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一文中,裴宜理从感情纽带视角分析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认为中共的群众路线是“对群众的感情动员”;中共“系统地发展了情绪联系工作”,“情感工作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和国民党的一大区别”,而且“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感情工作模式在人民共和国树立后依然施展重要作用”。她认为,毛泽东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注入情感活气,“毛泽东深知人道心理的重要性——包含知识分子精英的心理——他在著作中深入考核了心理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词汇‘阶层’时,认为情感身份认同比客观经济地位更为重要”。裴宜理还认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民本主义”,强调为老百姓谋实惠。

裴宜理认为,无论中国的政治历史还是当代的政治,都有许多非常积极的东西,好比中国注重基层组织建设,关怀大众教导、关注大众福利等,不妨把这些名贵的政治传统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资源之一。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际模式,即“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固然这种治理技巧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能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体系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赛奇

中共拥有壮大的治理才能

赛奇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治理。赛奇和另一位学者阿普特引入了柏拉图、福柯、布迪厄等人的理想国、话语、象征资本、话语共同体等概念分析延安时期中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赛奇和阿普特认为延安是“理想国”,是“符号空间”。他们把毛泽东比为柏拉图并加以比较,认为毛泽东在结构自己观点领域的理想国,他的理想国和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所不同,“毛泽东的理想国接地气,后来才成为具有内在原则逻辑的政治模式,另外,毛泽东是当真向农夫和工人学习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通过理想国建构,“延安变成了一个可以吸引和动员中国年青人的磁铁”。

赛奇从西方治理理论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治理与政治发展,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治理能力。2014年8月,在接收《环球时报》采访时,他又明确表示,在现代治理体系上,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

约瑟夫·奈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是国际学界知名的软实力理论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追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率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解脱了穷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起源。此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正在掀起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解释软实力的很好例子。党的一些干部腐败严重伤害党的软实力,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反腐意味着官员要为老百姓服务,要使老百姓共同富饶起来,这种思想也来源于儒祖传统文化。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范畴最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以为,中国会变得越来越富有。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多,大众参政议政的意愿也会随之进步。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中国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方式,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治理,还要更多地倾听民心。

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如果让国际社会充足理解“中国梦”是追求和平发展的,并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妙妄想相通,“中国梦”就将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软实力。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应增加信任,减少误解。软实力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福山

中共具备强盛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福山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近几年,他把学术重点转向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研究,他的基本理论框架认为国家、法治、民主责任制三者的均衡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认为中共具有强大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美国在这方面则欠缺,政党能力弱,国家能力弱。中国在法治和民主责任制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美国现在法律太多了,民主异化成了否决主义,国家能力较差,政府效率较低。他还认为,如果中国法治和民主有更好的发展,那么中国模式可能就是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替换。

费正清、史华慈、麦克法夸尔、傅高义、裴宜理、赛奇等几代哈佛大学学者的中国学的中心是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这也是美国中国研究的重点和热门所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的解读是世界性的困难。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费正清及其后继者在哈佛大学胜利首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中共学研究。他们的学术和政策研究生涯可以用费正清在其七十岁诞辰时对本人事业的活泼总结来描写,“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最伟大的大学之间获得有利位置”。他们做到了。在他们的尽力下,哈佛大学成为了国际中共学的学术重镇,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发生了踊跃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